人类发展的速度和状态,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受到资源、环境的限制,在有限的场所内存在一定意义上的终极。建筑,作为人类发展的产物和广义上说人类发展活动的场所,与之对应的,也有一个相对至极的状态。

在总发展舞台有限的前提下,人类发展最直接的,受制于环境和资源的限制。环境限制了人类的发展形式,资源则影响了社会的发展速度与可能性。人类当前改造自然的手段还非常有限,在诸多方面还受着严格的控制。在环境方面,人类正在试图创造自己的人工环境但还没有能完全成功。资源方面,措施包括减少消耗与增加获得形式。这些方法都是为了发展但并不是所有方法都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近些年较多的提法是生态建筑。所谓生态建筑,就是妥善考虑建筑本身、自然与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又有两个子问题,一是建筑与自然,二是人与自然。

对于第一个问题,比较广泛的认知是利用各种主动、被动技术重新调整建筑的材料、设备、构成等,以期最大化的利用水、土壤、空气运动、能源等资源,并对环境尽可能的减少影响。在这一点上,最终建筑的形式可能与现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无非是程度的提高;除非人类对自然的运作机理又有了颠覆性同时也更为本质更为正确的理解。可以预期,最终的建筑不论尺度的大小,一定会发展成充分利用资源,并产生最少浪费和污染的形式;根据科学发展的高低,它可能是像生物圈一样在资源上自给自足的,也有可能依然需要从自然中吸收、输出物质和能量。比如根据气候环境,很可能之后的建筑表面以黑色(冷环境)或白色(热环境)为主而其他的只是点缀。终极的城市(如果还存在的话)色调可能会相对比较单一。

第二个问题则有了相对多的可能性。历史上,人与自然本来是联系在一起的,建筑创造了这两个客体之间的一个过渡。从旧石器时代的山洞,到新石器时代的草棚,到泥、瓦、砖屋,到钢筋混凝土,一直是一个人与自然扯的越来越开的过程。这些年,这种思潮已经开始了反转。无论是较为直接的,把自然放到室内,放到屋顶;还是较为间接的,强调空间的透明性,都是试图把人又拉回自然去。这里的问题在于,自然本身并不一定是能持久存在的。在有限舞台的背景下,根据联合国的估计,世界极限人口在160亿人左右,考虑到人口分布情况,保守估计部分地区的人均绿地将只有现在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随着城市其他功能的蓬勃发展,可用绿地(自然)必然会越来越少。就算退一步考虑室外空间的情况,因为人口密度的提高,建筑密度也会相应提高,室外空间也会大幅减少。如此背景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可能有两个发展方向:(1)高度集约式的室外空间(2)对一般大众而言,抛弃室外空间。前者譬如日本大成建筑公司在1990年提出的X-Seed 4000计划,约100万人共享一块60平方千米的绿地;这种集约模式更多的只能满足“看”的需求,并不可避免的会使建筑成为超高层的形体特征。后一种则是索性做到极端,在人的层面上断绝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就没有必要为苟延残喘的自然空间续命了,这样对于人来说,可能自然只是一个非常大的房间而已;不过对于一些人而言,他们可能占有更多的自然空间,也有更好的体验。总的来说,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可能引导终极建筑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十分重视,一个是完全忽视,这和建筑的体量、服务对象、具体的自然状况都有着莫大的关系。

在刚才的讨论中,我们没有考虑一种情况,即回到人口极为分散,近乎平均的占有每一块可占有的土地;考虑中国陆地总面积9326410平方千米,2013年底约13亿6072万人,每个人应该平均可以分到6854平方米的面积,即便去除地形条件、公共空间等,实际可用面积只占百分之一的情况,也可以在平铺状态下使每个人有约50平方米的空间。这样的事情不太可能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社会因素。社会有其相对稳定的存在形式、组织状态、系统秩序和分配模式。几乎可以预见,社会发展必然伴随着人口爆炸。这些人口会对社会的系统秩序、功能分配等产生巨大的压力,并且是科技所不一定能解决的。这方面,罗马俱乐部诉诸精英政治的解决方案。而更多的一些人则指望社会的进一步乌托邦化。不过考虑到现在的科技与社会基础理论的现实,这两点恐怕都难以实现,届时会怎样仍不得而知。

建筑在这方面受到的主要影响是功能组织上的。人口密度的提高,使得社会、城市功能不得不更有效率,趋近于集约化。如果维持集约化程度不变,那就意味着要创建更多的社会功能汇集点,对于提升人均空间尺度不利。此时所谓的“巨构建筑”就诞生了。

最早提出巨构建筑这个词汇的是日本“新陈代谢”派建筑师槙文彦,他把巨构作为城市的一种原型,视作是城市和建筑合一的形式。顾名思义,这种建筑功能复杂、尺度庞大,是由多种功能单元构成的集合体。巨构的概念很早就有了,在1927年电影《大都会》中,主人公就是生活在一个类似于巨构建筑的城市内,随后在1931年和1933年,苏联和纳粹德国分别提出了“苏维埃宫殿计划”和“新柏林计划”,其主要思想就是把城市的功能绑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型的建筑。柯布西耶从阿尔及利亚城市化方案到光辉都市计划,也都是在做这种尝试。

虽然巨构城市的提出相当早,但是因为预算、工期、信心等方面的原因,几乎没有实例产生,仅有一些北欧小镇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在一座楼里有机会所有社会功能。终极的建筑,可能就是这一点的放大版,它吞并了其他单一功能的建筑,创造出一个巨大的综合体。实际上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统一、技术至上信仰的现实化,这种巨构建筑还反映出社会终极可能是集权政治工具与乌托邦式追求的矛盾共存体。集权的乌托邦体制,对社会内资源分配效率有最大的助力。因而,这种巨构建筑最有可能发生在本身是集权并且人口密度较高的国家,比如非洲的一些国家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对于当前集权程度不是那么高,人口密度压力也没有那么大的国家而言,虽然城市不会被巨构建筑所代替,但是社会公共职能一定也会发生相对的集中。总的来说,这种高层超高层或者超大占地的建筑将会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而不是像现在多用于商业办公等,在一些地方,甚至会成为社会本身。从微观上说,这种功能上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建筑内、建筑间交通系统的最大化发展,流线、交通安排会更加庞杂。

 

根据如上分析,终极的建筑无论在体量、形体、立面、空间构成、结构、交通、生态因素上都变得更加复杂,建筑学,作为一个本身已经相对复杂统筹的学科,很有可能会超越建筑师的能力范围。伴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终极的建筑可能并不是由人类设计的,它可能是一系列自动化过程的结果。

在这些条件下,建筑的理性参数可以得到更充分的考虑。伴随着神经科学、脑科学的演进,有一天机器会了解人的审美,很可能建筑会从一个艺术作品变成了一道带有一些创意的题目。

这种考虑也符合工业时代的需求。为了提高生产率,建筑的设计、建造周期都要缩短,模块化建筑现在无法流行的主要原因就是并不能带来明显的优势,然而在将来,完全由人设计的,唯一的建筑的机会很可能就如钻石一般宝贵。

自然世界,及衍生的人文社会都是自平衡系统。就如某物种种群扩大后,某些自然过程效应会加剧以期缩减种群的规模。部分人类学家担心,在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未知的力量会使之倒退。换言之,发展所谓的极限点可能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不断震荡的过程。人类社会可能重新进入战争、和平的周期。也有可能某一天自然的某一效应突然加强,断送了人类社会一部前途。

同样的,终极的建筑可能并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不断在变化的对象。当前可变建筑无法流行原因也是无法带来足够的收益,人类发展还没有到达全局上代价大于收益的拐点。

可能我们今天认为建筑的诸多属性都将不复存在。一方面是为了顺应环境,一方面是为了提高社会效率(再利用),建筑本身的一切都可以发生改变,届时,恐怕真的只有“人类活动的场所”这个概念可以用来定义建筑了。

传统观念把发展视作物质社会的进步,这些年人们开始重视物质、人类精神世界和自然的综合关系,或依存,或平等。对于“极限”这个概念本身,有可能会因为多方面的协调消失,也有可能因为科技的发展而不复存在。譬如当每个人的思想都成为了云端的一个程序,那终极的建筑会和有限的舞台下产生巨大的差别。

物种的终极目的是繁衍,尽可能更多的交配并拥有更长的寿命,人类也不例外。发展的终极目的是扩大人类种群的数量面积,同时人类个体寿命更长并拥有更丰富的物质与精神世界。

如果发展的舞台是无限的,很可能“建筑师”这个职业还是会消亡,因为在无限的舞台下,“建筑”可以完全按照客体的想法建造,技术可以实现一些今天看来无法达成的事,此外建筑师也没有办法像计算机一样通晓一切;“建筑”这个概念的本身应该也会随着迈向无限舞台过程中,对外界的探索,而发生着转移,它可能会是一艘飞船,可能会是一座宫殿。在尺度上相对无限的空间(可能是虚拟空间)背景下,终极的建筑更多受交通等客观技术因素的制约,也可能形成巨构城市,也可能回到星罗棋布的田园状态。

总的来说,在无极限的状态下,终极的建筑会完全成为一个客体思想的表达,随着客体和环境的变化,可能有数不胜数的形式与变化,是当今所无法预见的。

不论发展的舞台是怎样的,终极的建筑似乎都有这样的趋势:(1)建筑师的消亡,人工智能或者普罗大众将代替建筑师的位置(2)建筑概念的转移,建筑将更像“客体活动的场所”。这实际上是科技发展与人类理解自身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两种前提下,建筑的最终走向都会受到技术限制;在有限舞台的前提下,建筑还会更多的受到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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